发布时间:2024-08-21 03:56:16 来源: sp20240821
盛开的荇菜 资料图片
关关雎鸠(清)费以耕/绘
日本细井徇《诗经名物图解》中的荇菜 资料图片
商周时,食材并不丰富,人们填饱肚子就不错了,往往贵族统治者才能吃到肉。当时人们吃的菜,在今天看来有不少是野菜。大家熟悉的《诗经·周南·关雎》中,就写到了一种叫“荇菜”的野菜,堪称《诗经》中的第一草。
《关雎》写一个贵族男青年爱上了一个女青年。男子向女子表白,但是“求之不得”,并不顺利。女子好像也对男子有意思,所以一直在他眼前采摘荇菜,似乎是在给这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机会。小伙子也不傻,“琴瑟友之”后,全诗以热热闹闹的“钟鼓乐之”终章,似乎是喜结连理的结局。那么问题来了,出镜率很高的荇菜是什么菜?女主人公和作者为何青睐这种植物?
商周时,烹调方式有限,蒜蓉清炒都谈不上;动物油脂在当时是稀罕物,植物榨油在魏晋才多起来。想来这个女子不过就是在鬲里、甑里煮煮荇菜,连汤带水一起吃,就是“羹”。清汤寡水的荇菜“羹”也不会多诱人吧?另外野菜自生自灭,也不像人工栽培的植物那样扎堆生长,所以才有“良莠不齐”的成语。为了填饱肚子,人们往往会采一大堆菜。单单对荇菜感兴趣,应该有深层次原因。
《毛传》说:“荇,接余也。”《尔雅·释草》云:“莕,接余,其叶‘苻’。”郭璞说:“长短随水深浅,江东食之,亦呼为‘莕’。”这里的荇菜,也叫“莕”或者“接余”,是种可食用的水草。它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,节下生根。圆形或椭圆形的叶片漂浮在水上,很像睡莲,还有小黄花。它不仅受古人青睐,今天也被大量种植,既能观赏,又能食用,还能入药。《唐本草》说它“主消渴,去热淋,利小便”,《本草纲目》说它“捣敷诸肿毒,火丹游肿”。
那么,这个姑娘是要治病,所以单单采荇菜吗?
我们忽略了一点,故事是人讲的。《诗经》最初是民谣,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,被“太师”这类乐官“采风”,并进行了复杂的加工创作,再呈现给帝王和其他贵族。从质朴的民谣到成为《诗经》之首,它经历过很多人的修改润色。诗中描述女子采摘荇菜,“左右流之”“求之”和“采之”,表现出十足的画面感和重章叠韵的节奏美。我们完全有理由推论,该诗只写荇菜,而不写其他野菜,也有艺术加工的因素。
这个荇菜,可不是一般的水草。章太炎先生的《小学答问》中有这样一段精到的分析:
问曰:《说文》无嫱,《春秋左氏传》曰“以备嫔嫱”,“宿有妃嫱嫔御焉”,本或作牆,果牆字欤?答曰:阳鱼对转,牆声转则为序,牆、序一也,故声转亦为伃(伃与序同从予声)。《说文》:“伃,妇官也。”又曰:“婕,女字也”;“嬩,女字也。”嬩、伃盖同字。汉妇官有婕伃,其名义盖先汉而有。杏曰接余,故《诗》以杏菜比淑女,以其声同婕伃,犹狸曰不来,以狸首比诸侯之不来者矣。妇官曰伃,借牆为之,毛嫱、王嫱亦本以牆借为嬩字,所谓女字者矣。
这里可能有人疑惑,《说文解字》这本解释古文字的字典,怎么没有“嫱”字啊?王昭君不就叫王嫱吗?《左传》也有“以备嫔嫱”“宿有妃嫱嫔御焉”的记载呀。太炎先生精通于文字音韵,深知上古时期“音近则义通”的道理。他说,按照音韵学中“阳部”和“鱼部”有对转关系,读音接近,“嫱”和“序”是一回事儿,“序”也可以转为“伃”,《说文》有“伃”和“嬩”,就相当于“嫱”字,都和女官、女字有关。汉宫女官有婕妤,次于皇后,按照太炎先生的思路,其名大概在汉代之前就有。《汉书·外戚传》颜师古注说:“婕,言接幸于上也。妤,美称也。”荇菜又叫接余,谐音婕妤,故《诗经》以荇菜比淑女。人在水边见了接余,就联想到了美女婕妤。
这样似乎越说越离奇了,一个男子,居然想到帝王的女人“婕妤”,这是什么道理?只有一种可能,男子地位不低,似乎就是帝王本人。《诗经·关雎》序云:“关雎,后妃之德也,风之始也,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。故用之乡人焉,用之邦国焉。”《诗大序》:“《关雎》《麟趾》之化,王者之风,故系之周公。南,言化自北而南也。”按照汉代人的解说,这首诗说的是后妃之德,表现“王者之风”,还和周公的教化有关。这已经暗示了读者很多文化信息,只不过说得不明确。女子怎么就是后妃了?这和王者又有什么关系?可能是汉代人对其历史背景过于熟悉,无需解释,但今人看起来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宋人讲得很清楚,欧阳修《诗本义》说:“君子以述文王太姒为好匹,如雎鸠雄雌之和谐尔。”朱熹《诗集传》说:“女者,未嫁之称,盖指文王之妃大(太)姒为处子时而言也。君子,则指文王也。”欧阳修和朱熹大胆猜测,这个男青年是周朝的圣君周文王;采摘的女子是周文王的夫人、武王和周公的母亲、著名的贤妻良母太姒。《诗经·大雅·思齐》有描述太姒的记载:“思齐大任,文王之母,思媚周姜,京室之妇。大姒嗣徽音,则百斯男。”这是说,文王的母亲太任、文王的奶奶太姜、文王的妻子太姒都很贤良淑德。太姒善于继承前人美誉,给周文王生儿育女。
有人说,这么对号入座多牵强啊,我们读完了《关雎》,也没发现采摘人的身份线索;即使读一百遍,也未必明白其所以然。这个质疑在五四以后非常流行,人们提倡解放思想,把《诗经》从封建礼教的背景中解放出来,于是包括毛传、郑笺、朱熹注都不要了,从诗歌本身入手,探索上古歌谣到底说了什么。这样的思考是有道理的,尤其是破除了封建时代对《诗经》烦琐的牵强附会。然而人们忽略了,古代学者的注疏,有时可能有大量上古文化背景做支撑。许多内容,上古先民习以为常,不加解释人们也会懂;可是这些信息到了后世,人们会不明白或者产生误读。关于《关雎》“后妃”“文王”“太姒”的解释,就有合理性因素。其中有一个有力证据:《关雎》诗中有琴瑟、钟鼓,这几种乐器的级别可不低,古代只有大贵族才能用到,绝非农夫村氓所能见到。《墨子·三辩》说:“昔诸侯倦于听治,息于钟鼓之乐;士大夫倦于听治,息于竽瑟之乐;农夫春耕夏耘,秋敛冬藏,息于聆缶之乐。”诸侯、大夫和农夫级别分明,诸侯才用钟鼓,这和周文王的推论合拍——周文王是商纣王封的西伯。而且把它放在《诗经》第一首,如果主人公不是重量级人物,也担当不起。如果我们综合钟鼓、琴瑟和荇菜这些文化信息来考查,就会明白,这个说法恐怕不是汉儒和欧阳修、朱熹的杜撰。
古人赋予荇菜以深刻的文化意蕴。孔子说《关雎》“以色喻于礼”“反内于礼”(上博简《孔子诗论》),强调“礼”对本能感情恰当的约束作用,让人“发乎情,止乎礼义”(《诗大序》)。“琴瑟友之”“钟鼓乐之”是“礼”,“参差荇菜”也是“礼”。它通过谐音双关,向人们传达了含蓄朦胧的审美观念,以及“礼作于情”(郭店楚简《性自命出》)“礼节民心”(《礼记·乐记》)的伦理态度。这不仅是饮食,也是哲理;不仅是发生在古代的故事,也能被当下的我们所理解。
(作者:李凯,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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